2016-03-04
2015年，我國GDP為67.6萬億元;全年進出口總值24.59萬億元，下滑7%;全年CPI同比上漲1.4%;2016年1月，PPI同比下滑5.3%，已經連續47個月下滑;去年，我國能源消費出現30年來首次負增長，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和風險繼續加大，實際上已處于“寒冷”之中，經濟運行狀況給宏觀經濟敲響了警鐘。
“當一片林子里有一只鳥因年老或其他原因而死掉的時候，我們認為這個林子總體是正常的;但當林子里大量的鳥先后病倒或集中死去的時候，我們就該考慮是否是林子中的空氣、水或食物出了問題!”在談到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與出現的問題時，全國政協委員、通威集團董事局劉漢元主席用了這種形象的表述。
當前企業發展面臨諸多共性問題
1978年，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排世界第15位，從當年奮起直追到2006年超過英國，2007年我們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三，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。2015年美國GDP約為17.87萬億美元，我國GDP約10.42萬億美元，約占美國的60%。但是，伴隨我國經濟增長，資源和環境問題日益嚴峻，于是大家開始討論“經濟過熱需要踩剎車”、“需要轉變增長方式”等問題，并一度成為社會熱點。
在劉主席看來，確保我國經濟環保、生態和綠色發展的思路是對的，也是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首要選擇和必由之路。但是，一旦我們真把速度降下來，許多發展問題又會集中暴露出來。比如，前兩年，全國雨后春筍般成長起大量小額貸款公司，但時至今日已絕大部分出現問題，難以為繼。
劉主席強調，企業當前所面臨的共性問題，僅靠企業自身是無法解決的，宏觀環境對企業的總體影響比其他問題更具迫切性和現實性，更需要從宏觀環境層面整體來解決。在此背景下，新常態帶給了我們很多新的影響和啟發。我們理解，新常態事實上是在資源快速消耗、經濟飛速發展，各種弊端和毛病快速出現后必然出現的一個階段，是一個發展時期的分界點，我國經濟也由原先簡單的注重“量”的時代，步入了以“質”為核心的全面提升和轉型期。但是，無論“老常態”還是“新常態”，企業大批、集中關門或倒閉終究不是一種“正常態”。
促進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三點思考
關于如何讓我國經濟在“新常態”下發展得更好，劉主席有以下幾點思考：
其一，要客觀看待產能過剩。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具有的客觀自然屬性，一味地去事前防止或事后清理，都會大量增加社會審批、管理成本，仍然會反復出現產能過剩的問題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，很多時候產能的重復和過剩會倒逼企業的創新和進步，從而換來企業對用戶產品和服務附加價值的大幅提升。
其二，要正確認識“小政府大社會”。我國政府提出尊重和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，這是非常有前瞻性且符合中國和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和潮流的做法。但是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，其中包括媒體未盡到正確輿論監督和引導的責任，一些社會大眾也隨之起舞，一遇到什么情況就批政府監管不力，導致政府想放放不下去，最后根本不敢放。因此，大家應客觀理解政府職能及某些效率不足或瑕疵的問題，社會和媒體應適當容忍一部分社會問題的客觀性。這對于我國政府的體制機制改革以及整個需求側、供給側方方面面的改革都具有非常大的現實意義。因此，新常態下的中國，仍然或更加需要“小政府大社會”，還社會活力和動力，這是政府和社會應該形成的廣泛共識，也是媒體和輿論應有的導向。
其三，要理性看待通貨膨脹的問題。我國從1980年開始至今，除1993、1994年有段時間年度通脹達到20%——24%之外，通貨膨脹率基本都控制在5%以內。因此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，從貨幣供應和調控的角度講，CPI許多時候應該被當作一個正面伴生的指標去理解和匹配，甚至可以說，一定的通貨膨脹在很多時候就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和助推劑，而非洪水猛獸。今年1月，我國PPI在去年同期已經為負的基礎上持續加速負增長，再次下滑5.3%，創造了連續47個月為負的歷史;同時PMI指數49.4%，低于50%的臨界點。同時，隨著我國老齡化問題的越發加重，就像1992年以后的日本，固然有日美“廣場協定”簽署的影響，但問題的核心，還是在于老齡化所引發的社會動力、活力的缺失和創新的減弱，社會需求也因人口的老齡化而大大減少，而使經濟長期失速!